SouthernSKY 南方的天空

    夜幕降临，在北京的雨中穿梭。过天桥的时候，突然想回眸看看这座城市的灯火，拿起手机拍下了街头的景象。这景象和上海相比算不得繁华，我却有许多留恋和不舍。五年对于一个人的青春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当五年前，我来到这个陌生的北方城市，怀揣的是游子思归的思绪，从未想过有一天会依恋起这里；五年后，收拾好行囊，离开这里去一个新的城市开始一段新的生活，我的眼眶又有些湿润了。爱上一座城市，由陌生、排斥到喜爱、依赖，就像爱上一个人一样。这一切，都是因为北京在 我的青春岁月里留下的深深烙印。可是，我又不能停止前行的脚步，只有挥手，作别，去新的彼岸。一如五年前离开合肥，挥别爱人和朋友；又似九年前，远游他乡，去陌生的城市求学；仿佛十二年前，告别父母怀抱，开始独立生活的生涯……

    最喜读柳郎中的雨霖铃。“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这样的诗句，此刻深入多情感伤的我的灵魂。有时候，宁愿选择做一个麻木和愚钝的人。晚上和师弟师妹、赵老师一起吃饭，大家依旧欢声笑语，戏称“吃一顿少一顿，见一面少一面”。可是总有淡淡的感伤和哀愁在我心底。子夜了，行李都收拾妥当。把雨霖铃抄录在一张白纸上，送给我的朋友们，师长们。

    想起东坡先生。“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北京的夏夜，落雨的夏夜，恢复了平静和凉快。不过，我该离开你了。我要到新的彼岸，那里，我会像爱你一样去爱那城市，去挥洒青春。再会，朋友们！

    昨天是端午节。这个假期，没有什么压力。已经到了开辟未来的时候了，只有这样才能有进一步的提高。于是把目光更多的投向公司，为入职做一些前期的准备。前天大家一起吃饭，去超市买东西，看到公司的产品，买到公司的产品，都有种自豪的感觉。

    母亲的身体最近一直不好，多年的顽疾—肠炎—又犯了。听着母亲在电话里虚弱的声音，让我心急如焚，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上一次，因为怕影响我的心情，她并没有把生病的消息告诉我，只是吃一些我带回去的药，病情进一步加重，就去农村的医务所打点滴。可是没有隔多久，病情又反复了。今天，母亲告诉我，自从生病以来，她都没吃过多少，只能喝一些稀饭。这些，让我深深的内疚和自责，我这个儿子，无法侍奉父母，不能报答他们一辈子含辛茹苦的养育。
    原本想在毕业前，让二老来一次北京，这也是他们的夙愿。可惜，这一次，妈妈的身体这么差，北京的行程估计也无法再安排。明天，母亲就去合肥，小静会带她做一系列的检查。这一次，要把母亲多年的老病彻底治愈。对父母的心愿，今后不要留遗憾！

    前几天跟小静说，小时候，她们抚养我们，教导我们，我们依赖他们，我们是父母的孩子；等我们长大了，父母老了，我们赡养他们，照料他们，他们依赖我们，他们像我们的孩子。

    祝愿母亲早点康复！我带父母到北京来，让他们看一看美丽的天安门。

   答辩的过程很艰辛，不过我尽力而为，虽然中间有一些遗憾和不如意，不过我认为这些是我不能阻止的。我做好了我该做的，还是感到如释重负。

   对过去五年的总结。但是我更向往将来的新的生活。新起点，重新开始，向一个新的台阶迈进！

      今天是六月一号。五月最后一天的时候，忽然想起很多往事，想起去年的五月，最后一天，那份欣喜的心情。一年已然过去，许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这个五月的最后一天，我在准备着博士学位论文的答辩，有一些紧张，自己笑称为黎明前的黑暗。明天，六月二日，我将站在讲台上，展示自己五年来的工作，也是对过去的一个总结，相信这又是一个新的起点。

   这一年来，经历了成功的喜悦，那是去上海之前的日子，也尝到了暑天里工作的辛苦，还有失败的苦涩；经历了面试和求职的挑战与考验，也收获了许多经验和教训，更有面临选择的关头，还有忧虑毕业的苦恼。但是我始终没有放弃。最后，一切都挺过去了，一个个难关—虽然未必顺利，也不能说漂亮—都成为身后的风景。因为我始终相信，永不放弃。

    明天，是最后一关，走过就是新起点。一切归零。


PS：我很想小静。

    晚上把手机停了。当拨打电话听到“您拨打的电话已经停机”，心里有种安全感。我需要一个清净的环境，也是一种自我保护。这些天都有些疲倦，不过就像这一年以来一样，总是抱着希望看未来，过了6月2号，我又可以轻松的面对。

亲爱的小孩

苏芮

小小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
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
漂亮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
是否弄脏了美丽的衣服却找不到别人倾诉
聪明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
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
在风中寻找从清晨到日暮
我亲爱的小孩
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
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
在黑暗中独自漫步
亲爱的小孩
快快擦干你的泪珠
我愿意陪伴你走上回家的路

亲爱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
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
亲爱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
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
在风中寻找从清晨到日暮

   

   5月16日－今天，联合利华宣布，将向四川省慈善总会提供1000万人民币的赈灾捐助，其中包括联合利华全球捐赠的100万美元现金。全部捐助将用于支援四川地震灾区。

 这些款项将主要用于：

－按照地方政府需求，提供灾区所急需的救灾物品；

－在四川灾区进行灾后重建，特别是重修和加固乡村学校和校舍；

－与当地政府配合，收养和帮助失去家庭的孤儿，资助丧失家庭经济能力的受灾应届高中毕业生上大学；

 与此同时，联合利华正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员工捐款，支持中国灾区。

 目前，联合利华应灾区政府要求所购买的第一批救灾物资，如手电筒、方便面、饮用水等，已运抵德阳、绵阳等地震灾民手中。

 联合利华全球主席夏思可(Patrick Cescau)先生向中国受灾人民表示慰问，并表达联合利华对中国的长远承诺。

 

 

Dear colleagues,

 

This is to update you on where we are on our efforts to support the earthquake relief.

1. Following notification of the disaster, the company did pledge immediately an initial RMB 1 million towards funding relief efforts. This was an initial pledge which we hoped to increase further very significantly with the help of Unilever corporate and other Unilever companies. The funds will be spent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local authorities.

2. We have now increased the total amount the company has pledged to RMB 10 million. This includes a substantial contribution of 1 million USD from Unilever corporate.

3. We have collected RMB 269,409 and the company will double this to RMB 538,818 We are looking at a scheme were employees can contribute voluntarily via the payroll system.

4. We have sent emergency goods in the form of 3 lorries of foods, water, and torches, etc.

5. We will send a person from the Corporate Affairs team to the region to help coordinate our efforts.

6. We are looking at the possibility of organising blood donations. For those employees willing to participate please signal your willingness by contacting local HR coordinator.

7. We will provide specific support to our sales people whose family or housing has been affected. As mentioned earlier, all Unilever employees are safe, but some sales people working for our distributors have been affected by the disaster.

Frank Braeken

Chairman, Unilever Greater China

汶川大地震，牵动全球华人的心。


祈祷遇难者在天堂过的快乐；
盼望被掩埋的人们尽快得到解救；
祝愿生还者能得到救助。

   今天是母亲节，如果不是朋友的短信，我几乎忘了这个日子。
   给父母的手机发去了一条短信，他们很喜欢读我们发回去的消息。此刻正式春耕时节，他们又在忙碌着吧。上一次打电话回去，就叮嘱他们不要再为田地的事辛苦，可是每次都一样，他们坚持自己的意见，而我也知道，只有等现在的情形发生变化，否则他们不会放弃辛苦的劳作。为此，我总有深深的愧疚。
    童年时代的照片很少，倒是和父母的合影，视为珍贵的记忆。母亲怀抱里的那个孩子，已经长大了。六月，把他们接到北京来玩一趟，这也是自己多年的心愿。

摘要：从昨天就开始关注山东淄博的火车相撞事故。那些鲜活的生命，在一刹那间消逝，很多人阴阳两隔。有一场事故。不禁感叹，人祸猛于虎也。　查看全文

 My paper is inpress.

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montmorillonite-silica nanocomposites: A sol-gel approach to modify clay surfaces, Zhongzhong Qian, Guangjun Hu, Shimin Zhang and Mingshu Yang. Physica B, Available online 17 April 2008. DOI: 10.1016/j.physb.2008.04.008

摘要：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晚上偶尔看央视五套，一则广告让我很不舒服。山西汾阳做的关于杜牧《清明诗》的汾酒广告。山西汾酒很有名，无话可说，但是创意者牵强附会说杜牧在山西写下的这首千古绝唱，未免有欺世盗名，抢夺媒体话语权之嫌。况且，杏花村就本就源于安徽池州杏花村，山西人抢去罢了。只能怪家乡为官者不振，谎言重复一千遍，所有人都以为，这些，包括杜牧的诗都是写的山西。好一个美丽的山西。清明时节雨纷纷，可笑。山西要有这番景象，乾隆还用下江南？ 在百度上搜了一些，仅供参考。　查看全文

    马上就要飞去上海，参加公司新人的Vitality camp。说是拓展训练，其实应该就是一个见面会。中午就回到宿舍，本想好好休息，也没有睡着。难得一个清闲的下午，看了点新闻，收拾了一个简单的行囊。想起了这一年，已经适应了这种奔波，又仿佛并没有习惯。打开博客，看到07年的许多往事，忽然想在飞上海之前写一篇日志，给自己祝福。

    人生许多初识的事物，这一年，我见了很多。如今这次去拓展训练，也算是又一个第一次。我喜欢这样的第一次，总让人获益匪浅，虽然也伴随着不安、焦虑和担忧。

    几个月以来，不断的给自己打气，前进路上的问题一个个被扫清。又总盼望有一个清静的日子，让自己好好的休憩。许多次告诉自己，把这件事做完，我就好好安排自己的生活，似乎这总是一种奢求。今天，我再一次告诉自己，从上海回来，我要好好的安排，一鼓作气把论文写完，把该做的事情做完，把生活打理的有条不紊。

    上海之行，一切都会顺利！

北京的天气阴转晴，而我的心情却是晴转阴。
周二又要启程去上海。一切顺利。

美国汉学家包华石文章：小心西方诡辩束缚中国话语

环球时报

几年前，我在北京讨论宋代公共舆论的性质和发展。一位学生对我表示疑问，大意是“
宋代的中国不可能有公共舆论！大家知道公共舆论需要公共空间才能发展。在西方，咖
啡馆早已成为公共舆论的空间，但宋代中国显然没有咖啡馆，可见，公共舆论无从发展
！”这位学生很认真，但我怀疑他或许中了“西方诡辩术” 的毒。这种诡辩术常把许
多东西，包括艺术、山水画等某种社会现象，都视为是“西方的概念”。其逻辑非常复
杂，但却可以称之为“井底之蛙”式的谬误。

大致说来，这种诡辩术有三种逻辑弱点。一是用某种地方习惯视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准则
。譬如前面那个例子，宋代的确没有咖啡店，但有茶馆、酒楼、书院等公共领域，即使
不是咖啡馆，但社会功能大同小异。我讲课时给学生们介绍这个谬误常常举餐具为例。
请读者们想像一位出名的西方理论家在讨论西方现代化的发展，他假设早期现代化的一
个特征是餐具的发明。“餐具”，我们可以想像他很得意地说，“是现代化过程中一个
关键的发明，且是西方独有的发明。”倘若有人敢提出中国早就有筷子，这位理论家也
许会说：“真正的餐具有挑选以及分割的功能，筷子只有挑选的功能，因而不能与西方
式的餐具同日而语。”这个例子当然是个假设，不过如此令人哑然失笑的例子并不难找。

此谬论的第二个逻辑弱点为时间序列中的张冠李戴。譬如有个美国同事曾说：“辛亥革
命时期中国人举行了第一次选举。不过，妇女还是不许参加！”当然 1911年的时候无
论是英国、美国，或是中国，妇女都不允许参加选举。此句暗示在“西方妇女有权利投
票”，但所谓的“西方”不是1911年的西方，而是后来的西方。

第三种逻辑弱点可以称为作茧自缚的错误。倘若我们不说“举贤任能”而说“精英政治
”，这个在中国发明的行政措施，则成为西方的东西了。如果不说 “形似”而说“写
实主义”指涉现实的艺术描绘法，就被视为西方独有的现象了。我这么说当然不是忽视
宋代的“举贤任能”与十九世纪的“精英领导”的区别（比如，欧洲人接触到中国的科
举制度以后又花了几百年才施用于政），而是说为了研究官制的历史特征，我们必须超
越文化政治的范畴而承认“举贤任能”与“精英领导”作为社会实践，并非判若两物，
只是在不同的时代同一种社会形式会产生个别的形态。如果我们能多了解社会发展的基
本动态，就能够避免被“西方诡辩术”束缚了。

言论自由不是西方概念

这里讲的“束缚”是指心理和思维方式的束缚，即把自己的未来限于西方学者所断定的
范围。上述公共舆论的话题是个颇具启发性的例子。过去有人说，因为中国没有言论自
由的传统，所以后来这种社会理想无从发展起来。还有人说言论自由是普遍性的，即使
中国没有这个传统，但现代化的国家都有能力学习并将之用于实践。第一个说法给中国
知识分子设定了壁垒森严的界限，但第二个又将中国看成西方的知识统属。如此，中国
人想多发展知识资源的流通性就不得不面对相当大的西方挑战，甚至西方知识的垄断。

美国学者奥维尔•希尔在2004年《外交》杂志发表的“中国被遮蔽的民主遗产”
一文中提出，中国知识分子可以重新考虑自己的“民主传统”。这实际上给我们就如何
看待中国言论自由等公共舆论问题，提供了启示。笔者认为言论自由的需求并非源于民
族精神，而是所有近代早期的社会形式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形成的扩展知识流通性的
愿望，只不过是不同区域的文化资源是各异的。

以中国来说，古代人早已意识到抗议权利的重要性。汉文帝的诏书曾提到要重视反对者
的建议，其中写道：“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
”汉代也产生了全球最早的学生示威。到了近代早期，即宋代，各种交换社会资源的媒
体进一步发展。信用借贷行为扩大而商品流通量也相应增加；印刷科技与新的、世俗化
的文体出现了，而文化和话语（包括政治思想）也随之世俗化和多样化。专业化的官制
与举贤任能的任官标准发展了之后，世袭身份制度随之衰退，而支配人才的效率提高。
公共舆论与这一进程息息相关。如同信用借贷增加了商品的流通量，纸张和印刷科技促
进了知识的传播与交流，科举制度提高了人才支配的效率，公共舆论具备了揭露有害政
策的能力，并进而产生应对社会挑战的新理论或思想路线。难怪《宋史》有不少关于“
公论”（舆论）的记载，譬如《宋史•邹浩传》中记载，邹浩想辞去谏官的职务
，怕连累家人。其母张氏就曾慷慨陈词：“儿能报国，无愧于公论，无顾何忧？”

张氏不大像传说的那种不敢质疑权势的中国人，相反，她认为，“公论”的判决比官方
的还有权威。显然，宋代的公共舆论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即官方的决定和舆论的判断是
单独形成的。也许张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时对中央政策的批评已经制度化了。宋
代的分权制衡颇多，其中最重要的为台谏制度。苏东坡曾阐述了这个制度的重要性：“
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北宋太祖赵匡胤最初年号）以
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
。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

台谏制度、学生示威、讽喻诗等言论渠道大部分传到明清时代的中国而引起了欧洲人的
注意。按照传统的叙述，如果言论自由是西方的概念，当时的欧洲人应该承认并接受批
评政府的习惯，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在1738年，汉文帝的诏书以及其他类似的文献被翻
译成法文和英文以后，左翼知识分子将其视为非常先进的政治文件。当时的英国知识分
子卡福就曾写过：“这些中国的宣言、法令和演说可以视为关于自由和政府等伟大思想
的篇章，可以同任何欧洲国家出现的同类事物相媲美，当然也包括大不列颠———这个
地球另一端的唯一的政治摇篮和平等人权的捍卫者。”

当时欧洲的知识分子的确没有批评政府的习惯或权利，只是后来伏尔泰、魁奈、瑞纳神
甫和其他佩服中国文化的左翼知识分子，开始主张平民参与施政的权利（即举贤任能的
道理）以及平民参与议论的权利。或许有人有疑问，既然欧洲国家有议会的传统，自然
地就有自由言论的机构，哪里需要提倡中国的言论措施呢？议会是宝贵的传统，但18世
纪的议会只是给贵族言论特权而已，孟德斯鸠曾写道：“虽然大多数公民有足够的能力
进行选择，但是却不具备足以被选择的资格，所以，人民虽然能够任命他人为他们的治
理负责，却无力自己来实行治理。”当然当时的“公民”也是人口最富裕的少数。

可见，中国平民能够通过科举参与施政在欧洲人的心目中真是令人惊奇的事。难怪左翼
作者经常以中国社会实践或记录实践的文献为范本。仅此一点，就可以说明，言论自由
根本不是西方的概念。

中国知识分子应把传统的束缚解开

至此读者也许要问，“如果是这样，为什么20世纪以来大家都说言论自由是西方的传统
呢？”这个问题显然很复杂，但中国知识分子轻信西方学术的诡辩应该算是因素之一。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对西方历史的了解只是些皮毛，而且他们的逻辑训练不强，结果西
方知识分子自卖自夸的宣称，无论有无根据，大都被吸收了。

欧美学者偶尔使用诡辩术推广自己国家的利益不足为奇。令人吃惊的是，五四时期的知
识分子是如此乐意地接受他人所断定的思想界限。幸亏现在的国际形势与过去不同。这
一代人应该有办法将传统的束缚解开。欧美没有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所想像的那么美。
如果以后有更多人能用原始资料（不靠译本）学习欧美历史，那么，中国知识界就会有
更好的条件衡量欧美学者的论调，也就不会那么轻易接受他人所建构的“中国”或“西
方”的模样。

中国历史、欧美历史甚至于其他区域的历史都有值得考虑的社会措施。以言论自由来讲
，中国历史上的资源尤其丰富，想参照则参照，谁能说不准？如有人强词夺理说言论自
由、山水画、美术等概念原本是西方的东西，也不必温顺地将之吞下去。笔者认为，不
如反问一句：“此人为何要强词夺理坚持这个论调？”也许是因为有需要遮蔽的东西吧
。 （作者是美国著名汉学家，系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英文名为Martin Powers。本文
系作者本人用中文写就。原载环球时报2008年3月3日国际论坛版）

    前些日子，北京的气温一度很高，让人觉得春天已经提前到来。不过最近一周，又让人感到春寒料峭，刚脱下的冬装又赶紧加上身。春天就是这样，不过总让人有个 盼头。不知不觉，这是在北京的第五个年头。五年，弹指一挥间，难怪人生苦短。所有的事情都在慢慢变好，就连北京的天气也是，春天里的大风、沙尘，一年比一 年少，空气也在慢慢改观，更喜人的是，每到周末总能赶上蓝天。喜欢这样的日子。6月份之前，还要加紧奋斗！

毛主席关于西藏平叛的讲话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

　　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们只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一百个人里头，
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乱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在外国，有那么一些人，
他们对西藏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顶多三四万人。西藏本部(只讲昌都、前藏、后藏这三
个区域)大概是一百二十万人。一百二十万人，用减法去掉几万人，还有一百一十几万人
，世界上有些人对他们不同情。我们则相反，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
数人。

　　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剥削、压迫分子。讲贵族，班禅[2]和阿沛[3]两位也
算贵族，但是贵族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贵族，一种是反动的贵族，他们两位属于进步的
贵族。进步分子主张改革，旧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
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西藏地方大，现在人口太少了，要发展起来。这个事情，我跟达赖
[4]讲过。我说，你们要发展人口。我还说，你们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
赞成你们信。但是，有些规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们一百二十万人里头，有八万喇
嘛，这八万喇嘛是不生产的，一不生产物质，二不生产人。你看，就神职人员来说，基督
教是允许结婚的，回教是允许结婚的，天主教是不允许结婚的。西藏的喇嘛也不能结婚，
不生产人。同时，喇嘛要从事生产，搞农业，搞工业，这样才可以维持长久。你们不是要
天长地久、永远信佛教吗？我是不赞成永远信佛教，但是你们要信，那有什么办法！我们
是毫无办法的，信不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决定。

　　至于贵族，对那些站在进步方面主张改革的革命的贵族，以及还不那么革命、站在中
间动动摇摇但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间派，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个人的意见是：对于
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庄园，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即实行赎买政策
，使他们不吃亏。比如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把他们的生活包下来，你横直剥削农奴也是得到
那么一点，中央政府也给你那么一点，你为什么一定要剥削农奴才舒服呢？

　　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
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贵族坐在农奴制度的火山上
是不稳固的，每天都觉得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个农奴制度了，不要那个庄园制
度了，那一点土地不要了，送给农民。但是吃什么呢？我看，对革命的贵族，革命的庄园
主，还有中间派的贵族，中间派的庄园主，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面，就用赎买政策。
我跟大家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现在是平叛，还谈不上改革，将来改革的时候，凡是
革命的贵族，以及中间派动动摇摇的，总而言之，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边的，我们不使
他吃亏，就是照我们现在对待资本家的办法。并且，他这一辈子我们都包到底。资本家也
是一辈子包到底。几年定息[5]过后，你得包下去，你得给他工作，你得给他薪水，你得
给他就业，一辈子都包下去。这样一来，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得到了土地，
农民就不恨这些贵族了，仇恨就逐渐解开了。

日本有个报纸哇哇叫，讲了一篇，它说，共产党在西藏问题上打了一个大败仗，全世
界都反对共产党。说我们打了大败仗，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总有一个打了大胜仗的吧。只
有人打了大败仗，又没有人打了大胜仗，哪有那种事？你们讲，究竟胜负如何？假定我们
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打了大败仗，那末，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是不是可以说印度干涉者打
了大胜仗？我看也很难说。他打了大胜仗，为什么那么痛哭流涕，如丧考妣呢？你们看我
这个话有一点道理没有？

还有个米国人，名字叫艾尔索普，写专栏文章的。他隔那么远，认真地写一篇文章，
说西藏这个地方没有二十万军队是平定不了的，而这二十万军队，每天要一万吨物资，不
可能运这么多去，西藏那个山高得不得了，共产党的军队难得去。因此，他断定叛乱分子
灭不了。叛乱分子灭得了灭不了呀?我看大家都有这个疑问。因为究竟灭得了灭不了，没
有亲临其境，没有打过游击战争的人，是不会知道的。我这里回答：平叛不要二十万军队
，只要五万军队，二十万的四分之一。一九五六年以前我们就五万人(包括干部)在那里，
一九五六年那一年我们撤了三万多，剩下一万多。那个时候我们确实认真地宣布六年不改
革，六年以后，如果还不赞成，我们还可以推迟，是这样讲的[6]。你们晓得，整个藏族
不是一百二十万人，而是三百万人。刚才讲的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是一百二十万
人，其他在哪里呢？主要是在四川西部，就是原来西康[7]区域，以及川西北就是毛儿盖
、松潘、阿坝那些地方。这些地方藏族最多。第二是青海，有五十万人。第三是甘肃南部
。第四是云南西北部。这四个区域合计一百八十万人。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商量在
藏族地区搞点民主改革，听了一点风，立即就传到原西康这个区域，一些人就举行武装叛
乱。现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族地区都改革了，人民武装起来了。藏人扛起枪来
，组织自卫武装，非常勇敢。这四个区域能够把叛乱分子肃清，为什么西藏不能肃清呢？
你讲复杂，原西康这个区域是非常复杂的。原西康的叛乱分子打败了，跑到西藏去了。他
们跑到那里，奸淫虏掠，抢得一塌糊涂。他要吃饭，就得抢，于是同藏人就发生矛盾。原
西康跑去的，青海跑去的，有一万多人。一万多人要不要吃呢？要吃，从哪里来呢？就在
一百二十万人中间吃过来吃过去，从去年七月算起，差不多已经吃了一年了。这回我们把
叛乱分子打下来，把他们那些枪收缴了。比如在日喀则，把那个地方政府武装的枪收缴了
，江孜也收缴了，亚东也收缴了。收缴了枪的地方，群众非常高兴。老百姓怕他们三个东
西：第一是怕他那个印，就是怕那个图章；第二是怕他那个枪；第三，还有一条法鞭，老
百姓很怕。把这三者一收，群众皆大欢喜，非常高兴，帮助我们搬枪枝弹药。西藏的老百
姓痛苦得不得了。那里的反动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几岁女孩子
的脚骨拿来作乐器，还有拿人的头骨作饮器喝酒。这样野蛮透顶的叛乱分子完全能够灭掉
，不需要二十万军队，只需要五万军队，可以灭得干干净净。灭掉是不是都杀掉呢？不是
。所谓灭掉，并不是把他们杀掉，而是把他们捉起来教育改造，包括反动派，比如索康[
8]那种人。这样的人，跑出去的，如果他回来，悔过自新，我们不杀他。

　　再讲一个中国人的议论。此人在台湾，名为胡适[9]。他讲，据他看，这个“革命军
”(就是叛乱分子)灭不了。他说，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占领了安徽，但是
没有去徽州。什么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复杂。日本人连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
那个山共产党敢去？我说，胡适这个方法论就不对，他那个“大胆假设”是危险的。他大
胆假设，他推理，说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末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产
党难道敢去吗？因此结论：共产党一定不敢去，共产党灭不了那个地方的叛乱武装。现在
要批评胡适这个方法论，我看他是要输的，他并不“小心求证”，只有“大胆假设”。

　　有些人，像印度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又不同一点，他们有两面性。他们一方面非常
不高兴，非常反对我们三月二十日以后开始的坚决镇压叛乱，非常反对我们这种政策，他
们同情叛乱分子。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跟我们闹翻，他们想到过去几千年中国跟印度都没
有闹翻过，没有战争，同时，他们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花已经落去了。一九五四年中印
两国订了条约[10]，就是声明五项原则的那个条约，他们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
国的领土。他们留了一手，不做绝。英国人最鬼，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工党议员这个一
问，那个一问，他总是一问三不知，说：没有消息，我们英国跟西藏没有接触，在那里没
有人员，因此我无可奉告。老是这么讲。他还说，要等西藏那个人出来以后，看他怎么样
，我们才说话。他的意思就是达赖出来后，看他说什么话。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
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11]。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12]里
头要讲这件事。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
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
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
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
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

　　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希望达赖回国。如果他愿意回国，能够摆脱那些反动分子，我们
希望他回国。但是，事实上看来他现在难于回国。他脱离不了那一堆人。同时，他本人那
个情绪，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来的，而班禅是要回来的。那时，总理劝解，可能还有
尼赫鲁[13]劝解，与其不回不如回。那个时候就跟他这么讲：你到印度有什么作用？不过
是当一个寓公，就在那里吃饭，脱离群众，脱离祖国的土地和人民。现在，还看不见他有
改革的决心。说他要改革，站在人民这方面，站在劳动人民这方面，看来不是的。他那个
世界观是不是能改变？六十年以后也许能改，也许不要六十年。而现在看来，一下子要他
回来也难。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
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但是，我们文章不做绝了。

    总是盼望有一安静闲适的周末，天蓝蓝，空气清新，可以无所事事，悠闲的遐想。可是很多时候都不能如愿。今天又是一个周末，也许算得上是一个理想的周末，很轻松，悠闲的度过，甚至还有关于paper好消息。走过，前面就是坦途。

    上午起床就看到天空非常的蓝，飘着几片云朵，很是诱人，都想出去溜达。傍晚从所里归来，看着天边的晚霞，有种莫名的感觉，也许叫做百感交集。

摘要：两会开幕，中国军费增长17.6%。西方的媒体又找到了散布中国威胁论的好机会。恰巧前几天美国国防部又发布了所谓《中国军力报告》，对中国的军事指手划脚。不过西方世界也有不同的声音，在德国之声上看到了德国外交政策协会中国问题专家桑德施耐德教授的专访，感觉此人还的确对得起“教授”的头衔，对中国的理解不像西方的主流意识那样充满偏见。现摘录如下：　查看全文